1978年的三月份非同一般。
随着春天的暖风徐徐吹来,京城发生了三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儿。
这使得许多民众逐渐意识到,这座被“运动”禁锁了十年的城市,开始恢复其原有的活力与色彩了。
第一件事,就是1971年关闭的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,经过整修重新对外开放。
从年初开始,路过北海大桥的行人就发现,北海公园里出现了一群忙忙碌碌的人们。
这些人在收拾搬砖,从北海往景山不停地倒腾那些大砖。
当他们重新把两个公园道路简单铺设好,并从“大众餐厅”(运动中用名,即‘仿膳’)的地下室里终于找到了“北海照相部”旧日的匾额之后。
1978年3月1日早6点整,关闭了七年的北海公园南大门,终于缓缓打开。
当天,公园售票处所面对的景象简直匪夷所思,几乎看不见人脸,能见到的全都是手,以至于必须采用非常的方式售票。
比如说一只拿着钱的手伸进来了,售票员当时就得抓着这只手不放,然后找了钱拿了票,再直接塞回这只手里。因为一旦放开,再递肯定就分不清了。
总之,那种场面极为疯狂。游客多,窗口小,这一天下来,几乎所有售票口玻璃都快被人给掰炸了。
而当这一天结束,统计出的数字显示,共有十三万京城市民来到了久违的北海公园。
第二件事,是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城举行。
大会宣读了题为《科学的春天》书面讲话。伟人在讲话中郑重确认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,并还原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。
这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,对激发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,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之后,随着陈景润被树立成标杆,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精神偶像。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里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大量寻找资料。甚至于《人民日报》除了政治文章,也开始刊登一些关于养牛这类的科普文章。
这些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。人们也由此,将1978年的春天称为科学的春天。
第三件事,那就是恢复高考之后,京城的各所大学普遍迎来新一批学子们报道的高峰期。
在杨柳发芽,春风荡漾里,各路学子喜气洋洋地踏入了即将就读的大学校门。
人生有多少次幸福的时刻?如果要去问问这些报道的未来国家栋梁们,这必然是他们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。
当然,最后这件事也是与洪衍武的生活牵扯最大的。因为仅他的身边就出现了四个大学生。
除了寿敬方的儿子寿诤考上了农大生物系。“红叶”林秋枫考上了中戏的文学系以外。另外两个大学生全出自福儒里观音院。
一个是洪衍武的亲二哥,考上京城师范学院经济系的洪衍文。
至于另一个,那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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