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虽是托你的福,开源所得,但朝廷处处需要用钱,没多余的钱了。”陈叔达站到了萧瑀一边。
房玄龄这个时候出来。
“陛下,常备军可以有,讲武堂也可以办,但我觉得还是慢慢来。不要一开始就弄这么大规模嘛,现在有两万羽林了,就再扩编一千骑好了,讲武堂可以办,也不要一下子就招那么多人嘛,选些军官教导就好。”
这稀泥和的。
“就是啊,陛下,上次新增一万羽林,这个田地都还没凑齐呢,又要增加一万骑,两百万亩地呢,京畿没这么多地啊。”
高士廉也说出了实际困难。
面对宰相们的反对,李世民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李超。
“文远,你刚才说有办法解决北衙军费,你现在不妨说说看。朕知道你开源有本事,不比这诸位相国们整天操心的是国家大事,没空来想这开源节流之事。”李世民话有点重,一脸嘲讽样。
被宰相们气到了。
李超开源,朝廷年新增一千万贯税钱,可太仓里这么多钱,宰相们居然连一百万都不肯分给他。
萧瑀陈叔达等人都一脸尴尬。
你是皇帝你就能乱说什么大实话了?
他们承认,自己搞钱方面确实不如李超,但管理朝政也不只是经济啊。各有专长嘛!
赚钱李超确实内行,一般人比不了,眼光局限不同。
唐初还是很小农思想的,各种制度都是围绕着土地,不论是租庸调的税制,还是均田制的基本国策,甚至是府兵制的兵制。
土地制度、军制、税制,这三项都是朝廷的根基,均田制、租庸调制和府兵制,就基本上决定了大唐的国家制度,以农为本。
没有半点商品经济的意识。
开国之初,盐随百姓制取贩卖,不征税。矿产,随人挖采冶炼。关税取消,市税很低,朝廷的商税几乎没有。
税收主要就是靠租庸的正税,若是遇打仗等用钱的地方,或地方灾害等,朝廷也没钱可用,便只能开捐,加派。
这种开捐加派,其实就是流氓做派。
大唐表面看正税不高,杂税很少,但这种没有制度的捐派,其实就是乱来。加上均田制度,也并不是那么理想化。
依然有许多百姓均不到田,均不到一丁百亩的额度。而租庸调税制,却是以这个均田制为核心的,你均不均到一百亩地,朝廷都是按丁收税,每丁的税收都是固定的。
这就是不合理之处,表面上朝廷倒是税收固定,有保障。
可实际以后田只会兼并越来越厉害,百姓能均到的田也会越来越少,税却还不会少。如果没有地,却还得交上百亩地的税?
这怎么能公平,或者说,朝廷如何能保障收到这些预订的税收呢?
难。
唐立国不到百年,均田制、租庸调制、府兵制相继就崩溃了。
根本就是田的问题,越到后面兼并越多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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